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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Jones

以巴邊境有一道長牆，阻隔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城牆內外，兩樣世界。
懷抱理想與熱情的年輕加拿大籍女醫師克蘿伊，飛越半個地球前往以巴邊境服務。
白天，克蘿伊在巴勒斯坦難民營工作，與身懷六甲且性格開朗的巴勒斯坦籍婦女Rand成為無話不談的交心好友；下班後，克蘿伊離開難民營，返回燈火通明的以色列居住，她的室友兼閨中密友是以色列籍女兵Ava。
面對以巴衝突不斷、面對城牆內外，生活品質猶如天堂與地獄的差異、面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好友的相互敵視，試圖當和事姥，調解好友間對立狀態的克蘿伊，成了夾心餅乾，陷入道德與良心衝突之中.....。

電影《烈火摯愛》讓我想起去年讀過的一本散文遊記《漫步巴勒斯坦：消逝中的風景》，透過巴勒斯坦人權律師拉加．薛哈德之口，緩緩道出他對山嵐土地家鄉的愛，以及對以色列政府強行侵佔巴勒斯坦土地，令大批巴勒斯坦人淪為難民，竟連返鄉自由都遭剝奪，心中除了憤怒也有無奈。
而在《烈火摯愛》中，導演Anaïs Barbeau-Lavalette選擇白人女醫師克蘿伊做為主述對象，其實是個頗有意思的安排。
懷抱熱血與理想來到以巴邊境的克蘿伊，像是典型的白人社會良心，樂觀正面卻容易流於天真，以為只要付出關懷與愛，便能改變或減緩兩國人民間的衝突，一如克蘿伊謊稱Ava(以色列人)買了禮物送給Rand(巴勒斯坦人)般，玩些兩面把戲來創造假象和平；然而，隨著城牆內外的衝突升高，遊走兩邊的克蘿伊被逼著做出選擇，要當阿拉伯人朋友？還是猶太人朋友？要挺掌握經濟命脈的以色列人？或是為求生存，只能不斷製造紛亂的巴勒斯坦人？還是要立於衝突外，做個事不關己的局外人？
不管選擇幫誰，克蘿伊內心都難以獲得平靜，因為她確實是個局外人，既非富裕的以色列人，亦非貧困的巴勒斯坦人，她只是一個碰到麻煩時，搭上飛機便能重返西線無戰事家園的加拿大人罷了；我以為導演有意藉克蘿伊這個角色，諷刺西方政權主動介入/干涉他國紛爭，卻越幫越忙的窘況(批判白人英雄主義)；要知道以色列之所以能在二戰後順利建國，其背後的推手可是執大權的西方國家啊！

(底下有關鍵劇情喔！)


《烈火摯愛》以一場以色列境內的炸彈攻擊事件拉開影片序幕，隨後倒敘回溯事件始末。
導演先在電影前半段埋了一個梗，女醫師克蘿伊前去拜訪Rand住家，意外看見Rand的兄長正在影印聖戰成員宣傳單，宣傳單上印著一名年輕女性身影，看來與你我並無不同；電影後半場，Rand臨盆在即，卻因以色列士兵不願放行Rand前去較近的以色列醫院就醫，造成Rand幼子夭折悲劇。
手上抱著無辜枉死生命的克蘿伊，對以色列政府的恨意高漲，遂答應幫助聖戰組織成員祕密運送炸彈至以色列境內(既為填補內心愧疚感，也是尋求巴勒斯坦朋友認同)；多麼諷刺啊，以救人(不分國族、不分性別)為己任的醫生，最後卻選擇以牙還牙的方式進行報復(違背職業道德，而且遭報復的對象同是無辜平民百姓)；更諷刺的是巴勒斯坦派出的炸彈自殺客，竟是萬念俱灰的Rand。
後來克蘿伊再次前往Rand住家拜訪，才發現自己出於善意(恨意)幫忙運送的炸彈，間接造成Rand死亡，而Rand家中的影印機，正印出一張又一張全新的聖戰宣傳單，上頭印著Rand最後身影.....。
《烈火摯愛》第一次出現宣傳單，陌生女子的形象彷彿暗示著Rand的未來結局(另一個對生活感到心灰意冷而踏上不歸路的亡魂)，第二次出現宣傳單，則有輪迴不斷的哀傷感受，同樣的報復、同樣的血腥、同樣的仇恨，不停歇的反覆上演。
如此黑暗而無解脫之道的困境，大約是Anaïs Barbeau-Lavalette導演對這個世界的悲觀看法吧。
然後我想起Rand為她尚未出世的孩子取名為Mika一事。
Mika是一位來自英國的知名同志流行樂歌手，他的音樂曲調多是歡樂而色彩繽紛，Rand將孩子取名為Mika，不但有包容之意(對弱勢族群的認同)，也有正面樂觀向上的意義(一如Mika的歌曲)。
然而，Rand的兒子卻在出生未久便告夭折，只因以色列士兵說：「現在在戰爭！」而拒絕讓Rand前往較近醫院就醫，導致嬰兒失血過多致死；一個帶有正面樂觀希望名字的孩子夭折了，象徵(控訴)的不正是有權者殘害弱勢者、以及希望老早死亡、不復存在的恐怖嗎？！


《烈火摯愛》片中有兩道冗長的圍牆。
一道是有形的城牆，阻隔兩個國家人民。
一道是無形的城牆，阻隔兩個國家民心。
有形城牆或許還有崩毀一日；無形城牆卻彷如銅牆鐵壁，厚重地難以突破。
一如克蘿伊到Rand家作客，大夥觀賞歌唱實境秀，只見Rand和母親對某位歌手格外有好感，一問之下才知：「他是巴勒斯坦人。」；看到這一幕，我不禁苦笑了起來，Rand和她母親對巴勒斯坦歌手的偏袒以及對以色列人的敵視，其根深蒂固的排外與仇恨心情，與你我或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北韓和南韓人等等，沒有什麼不同啊！

假如您希望看一部關於白人英雄如何幫助弱勢國家與人民走出困境的激情電影，千萬別選看《烈火摯愛》；反之，若您對以巴衝突、冤冤相報無止期的灰暗議題有興趣，那麼《烈火摯愛》或能帶給您一些思考空間。

 

文/ 鄭祿平

薩伊德在他的著作(1981)曾提及西方媒體總是將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再現(represent)成非理性的狂熱份子，甚至將Islam化身為專門嚇唬小孩的鬼怪。於是，穆斯林(Muslim,伊斯蘭的信徒)與恐怖份子劃上等號的刻板印象深植於西方多數人的腦海中，無法排除。然而近年來許多影視作品開始正視這些東方族群的真實面貌，讓我們得以用不同的角度來看待/觀照他們的生活處境，適時拆解西方媒體冠在他們身上的污名。

榮獲2013年柏林影展電影大觀單元費比西國際影評人獎的【烈火摯愛】，就是以不同的觀點來看待以色列/巴勒斯坦(猶太教/伊斯蘭教)的對立與衝突。克羅伊是位來自加拿大的年輕醫師，抱著人道關懷的理念來到以巴邊境服務，白天前往巴勒斯坦的難民營看診，下班則回到以色列過夜。在以巴境內的檢查哨（有關以色列檢查哨的內容在電影【莫莉與莎莎】(Close to Home)中有完整的呈現）來去自如的克羅伊，一天內經歷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個是窮困落魄、失怙孩童與婦人在斷壁殘垣拾荒為生的難民營；一個是富裕安康、軍人穿梭大街小巷的資本主義社會。克羅伊在不同地域面對相互為敵的朋友，左右為難，就像她的穆斯林好友蘭德對她的批評：一下子阿拉伯人，一下子猶太人。搞到自己像精神分裂一般，裡外不是人。

以巴的衝突其來有自，猶太人在西元前六世紀遭新巴比倫滅國後，直到二戰結束因西方列強支持，於一九四八年在巴勒斯坦地區復國建立以色列，卻造成居住在同一地區的巴勒斯坦人失去家園。影片中安排一場克羅伊利用關係替蘭德一家人拿到出入檢查哨的許可證，當一家人來到母親出生的故園時，想到自己離散(diaspora)的處境，不禁悲從中來，無法言語。領土糾葛、宗教對立、民族差異、屯墾區擴增等問題，導致巴勒斯坦地區長久以來戰火不斷。

儘管以巴衝突不斷、戰火頻仍，卻阻擋不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衝擊與影響，年輕人不分族群依舊對新事物感到有趣，就連歐美盛行的選秀節目，也複製到以色列的電視台；時間一到，男女老少、以色列人或是巴勒斯坦人都爭相坐在電視機前觀看自己所支持的新秀是否有機會進擊到下一輪的競賽。音樂上的競逐卻讓兩國的戰火暫時停歇，或許，藝術/音樂真能淘冶心性、化干戈為玉帛也說不定！

導演Anais Barbeau-Lavalette在影片中運用長拍鏡頭(Long Take)呈現出巴勒斯坦難民營中人們的處境：遠離家園是年長者畢生難以撫平的傷痛、喪失國族身分是熱血青年心中難以忘懷的恥辱、雙親驟逝讓徘徊在街頭的孤兒失去親情的呵護、家/友人的罹難更是激化了全民的憤慨…。鏡頭以一種客觀靜默的方式重現如人間煉獄般的巴勒斯坦，目睹此景的外人（克羅伊/觀影者）很難不對難民營的居民寄予同情，對以色列政府的高壓手段難以認同；至此，導演的觀點與立場昭然若揭。

巴勒斯坦因獨立建國希望渺茫，始終採取自殺炸彈攻擊恐怖活動反擊以色列，這也是造成國際觀感不佳的主因。猶太人不斷移民屯墾區，占領豐富的水源與農地，讓原本巴勒斯坦的居民退無可退，過著貧困潦倒的生活。面對不公不義的對待，巴勒斯坦人的怨恨化成一波波自殺攻擊行動，前撲後繼，永無止息。如同影片末尾一位小男孩從牆上挖鑿一個洞，對著洞孔說「有一顆大樹，上面長了一顆小樹」一般，巴勒斯坦人將會不惜犧牲生命奮勇向前，直到還給他們一個公平的對待與應得的尊嚴為止。

最後機會，敬請把握！

原文出處/ La Vie 看電影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 And no religion too.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一首多數人都聽過簡單的歌，若不是對戰爭恐慌的體悟，John Lennon不會寫出如此動人的樂曲。活在這裡，想像不到遙遠的中東國度，每日上演著暴力的悲劇，卻是以色列、巴基斯坦人生活的一部分。

《烈火摯愛》(Inch'Allah)在開頭便丟出了一個恐怖攻擊議題，除去影像，震撼的爆炸聲音使人心神不寧。手持攝影鏡頭帶到主角克蘿伊的生活，一個白人女性，每日為醫院的工作穿越以色列及巴基斯坦邊境，觀看過程中對於她對巴勒斯坦好友蘭德一家的熱忱感到敬佩，那是一種困難的涉入，當「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其實也隱含了國與國的隔閡與切割。


衝擊我的部分是，巴基斯坦難民男孩衝上一台車叫囂卻被撞死，而原來歷史上也曾發生類似的事件，1987年一名小男孩朝以色列坦克車丟石頭，這樣的年紀誰能預期面對巨大的冰冷與殘酷，卻是不得不—去做的行為。另外還有蘭德在無法進入醫院的情況下，又一次不得不的在完全毫無資源的窄小車上生產，她猙獰的神情伴隨淒厲叫喊，觀者就如身處當下感受蘭德萬般的痛楚，克蘿伊抱著苦難出生的嬰孩、衝往急救的半途而後無力的痛哭，那是一個希望的熄滅。飾演克蘿伊的艾芙琳‧布荷許跳脫了花神咖啡館中的無辜形象，而導演 Anais Barbeau-Lavalette以中立的角度描繪整個故事，探討戰爭中人與人、國與國家之間的連結，使人深思--忽視與涉入的相關性。

男孩說，大樹上長出了小樹，我們在看不見的影像之中去想像，像是褪去了衝突，畫出了一個深刻又苦澀的展望。

原文出處

文/ 莫默

　喬賽．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在一篇〈和加薩站在一起〉的文章裡寫道：「……巴勒斯坦人民在過去六十年來，持續遭受到以色列的暴力、羞辱、與蔑視對待，而這些暴行，卻沒有受過任何干預。對於以色列持續在實施的，針對苦難的巴勒斯坦人民那緩慢但有系統的種族滅絕，就讓群眾的聲音，在那裡吼出來，我必定會站在群眾當中，一起吶喊。然後讓那些聲音穿越歐洲，一路向東傳去，到達整個約旦河西岸的占領區。在他們的地方，日日夜夜忍受折磨的人們，他們所期盼於我們的無逾於此。讓這個聲音無止盡的響徹下去。」

　　看完《烈火摯愛／INCH’ALLAH》電影，你首先無可避免地想到薩拉馬戈的這段話。在他離開以後，這一場暴力悲劇依舊仍在上演，沒有終止的可能。雙方面的仇恨（一來一往的殘殺）確實已經累積到近乎無可收拾的地步──

　　而只要以色列繼續對巴勒斯坦的殘暴控制與消滅沒有停止，加薩走廊堆積的血肉屍骸只會更多，那些冤仇也將會無止盡擴大下去。你不明白的其實是，為何曾經被納粹施以種族滅絕手段的猶太人要以同樣的方法去對待其他民族呢？是否就像苦怕了的窮人一旦有錢或掌權就要興風作浪，不停地壓制、壓榨其他人來充滿自己的無可饜足之心？但那是多麼讓人空洞的靈魂敗壞風景啊，不是嗎？難道以色列人從不冷靜地思索這些？難道仇恨只能得到仇恨的回應是件很難理解的事嗎？他們難道真的沒有意識到以色列已經是納粹的變種了嗎？……
 
　　你帶著熱淚無比喜歡《烈火摯愛》的兩個調度場面。一個是穿著披風、藍紅打扮（一如超人）的巴勒斯坦小孩拿著家鄉的石頭，對著區隔猶太與阿拉伯人的高牆，不斷敲啊敲的，終於敲出一個小洞，鏡頭在牆的另一邊正面近攝洞中的眼睛，從未在片中說話的他終於有了台詞，說著樹上有小樹的神祕話語──那真是美麗而悲傷的動人隱喻，把被困住、故鄉被奪走巴勒斯坦人心中的意願深刻地影像化了。

　　另一個則是巴勒斯坦人蘭德在車裡產子的一幕，醫院就在不遠處，但以色列人封鎖街道，於是她只能在似乎可灼傷人的猛烈日光下生產──那真是你所看過最悽慘、激烈而絕望的生產畫面了。尤其進行到西方女醫生克羅伊賣力抱著她剛剛接生嬰兒於街道上痛哭的場景，你更有種被從內部撕裂開來的滋味。克羅伊一直想要維持中立立場，但因為某個被以色列軍車碾死的孩子，以及蘭德的緣故（她的丈夫也被以色列判刑二十五年），終於無法制止自己倒向巴勒斯坦那邊。但難以寬恕自己的無能為力以及他人暴行的強烈憤恨，終於導引了她成為恐怖份子的協助者，然而這也親手毀壞、埋葬她難能可貴的異國友情──

　　絕望。以及啊更多的絕望。

　　電影文本盡可能保持在一個冷靜的視聽角度。但隨著情節的走向，便不難發現編導昂娜伊絲‧芭波‧拉法雷特 ／Anaïs Barbeau-Lavalette的關懷傾向與心痛。她想要探討戰爭的涉入性。也就是說，他方之戰和遠處者的關連。在全球化的今時今日，根本沒有一灘渾水是單獨屬於某雙方的。任何一場戰爭與對立都將產生牽連甚廣的世界效應。沒有誰可以真正的置身事外。人與人在地球表面以各種方法連結。難以斷裂。傷痕是會擴散的。無邊無際的擴散下去。

　　這是一個無法獨善的年代。別人的毀滅也終將蔓延地成為自身的毀滅。被漠視、被逼到絕境的人，有理由不採行更激烈、恐怖的手段來回應這個矯情而殘酷、冷冽的世界嗎？有可能不這樣嗎？

　　於是，問題是，你想，問題是這樣的：究竟我們能忽視受難者到什麼地步？

原文網址

文/ Luke

當代的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爭端雖源於20世紀前葉一系列關乎領土、國界、天然資源、認知、宗教的衝突，但對這兩個源遠流長的民族（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來講，其間的摩擦非三言兩語可道盡。一代傳過一代，隨著經濟能力、武器、軍隊數量的起伏，當然還有在這一切之上的政治層面的介入，兩者間的裂縫逐步擴大，似已無縫補的可能。本片的女主角克洛伊身處的大環境正位於此裂縫中。由此延伸，她的現在也面臨了雙方的角力，逼得她隨之被撕裂。

曾拍過多部紀錄片的編劇兼導演的昂娜伊絲（Anaïs Barbeau-Lavalette）使用了一種安靜的手法，正如蔡明亮早期的多部電影（後期開始加入歌舞）一樣不使用配樂，音樂至多只來自背景環境，全片只有一段克洛伊與男配角（劇裡巴勒斯坦家庭中的大兒子）在晚上去聽歌那有較長的音樂時間。雖然如此，偶然出現幾秒的其他背景音樂卻也都與劇情產生共鳴，以下即針對此點進行討論。

小星星

「一閃一閃亮晶晶，滿天都是小星星。」這個歌詞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詳。旋律取自法國民謠〈媽媽，我跟你說〉，英文版本的歌詞跟中文一樣都提到了「星星」，這也是此曲現在最廣為人所知的符號之一。為什麼一首提到了星星的兒歌會跟以巴衝突有關呢？劇中所陳述的家庭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屯墾區，以撿拾廢棄物過活。由於所居之地受以色列管轄，因此他們處處受限，要離開與再進入自己住的地區都得經過官方認可。對他們來說什麼是自由？捨身赴義是自由，因為這樣才能回到真主阿拉的懷抱，也就是電影中小男孩與蘭德最後的選擇。然而雖然住在如此不安的環境中，他們仍需轉換心情逗自己開心。於是就在克洛伊住進家中後不久，蘭德跟她說笑。「你以為天上那些是星星嗎？才不是，是以色列人的燈塔。」說完後先是一陣沉默，然後大家都笑了。苦中的樂如此渺小，如此卑微。

世上只有媽媽好

〈小星星〉是克洛伊住的大樓裡某個住戶在彈的鋼琴曲，約出現三到四秒；〈世上只有媽媽好〉則是克洛伊在路上走時忽然響起約兩秒左右的旋律。這首是華文歌曲，乃1958年的電影《苦兒流浪記》的插曲，原唱為蕭芳芳。水是故鄉甜，住在屯墾區的蘭德一家人猶如過客，活得既無權利也無尊嚴。劇中克洛伊跟職業為以色列邊境駐紮兵的朋友求來了一張出境許可，讓蘭德一家人得以回到故居緬懷。她想藉此討好蘭德的哥哥，但卻激起了他揮之不去的家國情仇。失去了國家這個猶如母親的港灣，我們流落他方，不知所終。

身為來自加拿大的醫師，克洛伊能做的很有限。這樣的她越努力跨越藩籬，所受到的反彈力量到頭來卻是越大。如同「史丹佛監獄實驗」所獲得的研究結果一樣：穿上不同的制服（醫師、士兵、難民）或國籍（加拿大、以色列、巴勒斯坦），你就成了這個系統的一份子。無論你接受與否，你的生命終將受它的影響。克洛伊與蘭德的哥哥一度燃起情感的微火，但是大環境將之踩熄；克洛伊與蘭德間曾擁有過深厚的情誼，卻在蘭德失去腹中子（駐守的士兵不讓蘭德在醫院生產，導致初生嬰兒因無法得到良好的照料而死亡）後由蘭德單方面決定決裂。這是一種恨，但也是一種愛。「這不是你該淌的渾水」、「滾回你的國家去」。這是「我們」的問題，不是「你」的問題。對這些人民來說，無論克洛伊付出多少、落下多少淚，她終究是個外國人，永遠也不會知道他們的傷痕。

「希望」在出生後立刻斷氣、片子尾端的爆炸跟片頭的爆炸形成了「無盡循環」、追隨「美國超人夢」的孩子用石頭在邊境的牆上挖出了一個洞，看見一棵小樹長在一棵大樹上。這是夢，還是希望，沒有人知道。離真主只有一吋（inch）的距離，是活著的地獄或是死後的天堂呢？對這些難民來講，他們除了把命運交給上蒼（Insha'Allah），也沒有其他選擇了。

【烈火焚身】金獎團隊 震撼續作
【花神咖啡館】艾芙琳布荷許 炙情演出
2013 柏林影展 電影大觀單元 費比西國際影評人獎

《烈火摯愛》3月15日 國賓影城@台北長春廣場、梅花數位影院

影評人- 貧窮男短評 
以巴之間的問題，可以幽默如《天外飛來一隻豬》般的荒謬，也可以寫實如《烈火摯愛》般的沈重，一如那人造的圍牆，以荒謬的存在，愚昧的自限，劃分出種族語言與貧富，卻永遠也不可能解決問題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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