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樂融

同樣是真人真事的政治人物電影,劇情片「再見曼德拉」(Goodbye Bafana, 2007)畢竟比「我敵人的敵人」通俗、可口多了。透過一個看守南非黑人領袖曼德拉、通曉對方科薩語的荷裔南非白人低階警衛桂格里(Joseph Fiennes飾演)之眼,寫出不同階層、種族間的和解可能,相當值得現階段台灣社會觀賞。

據說,James Gregory原著《再見巴法納:尼爾森曼德拉,我的囚犯,我的朋友》(Goodbye Bafana: Nelson Mandela, My Prisoner, My Friend)的真實性有爭議,但我們暫且把它當成真的好了。因為我們的確相信:再價值混亂、道德淪喪的年代,也可能出現類似片中這般跨越鴻溝的靈光閃現。



陌生人都可能在某個因緣下給予慈悲,長相廝守的囚犯與獄卒,相濡以沫的機率應該更大些。我甚至都聽過替高僧開刀照護的醫師護士,手術後全數皈依該大師的傳說呢。

人與人一接觸,會發生什麼樣的傳奇(或禍害),實在難料。

片中真正衝擊到桂格里,讓他產生如許大「思想轉換」的歷程,可惜我覺得描繪稍嫌不足。一紙「非洲民族議會」(ANC)被禁文件「自由憲章」,讓桂格里認清過去被灌輸的教條可能是錯的固然重要,但似乎他童年與黑人孩童有過真摯友誼的持續在意識底層催化,才是促使小我破繭而出的最大作用力。

這兩者(智性&感性)的正向力量,相輔相成地成為他一生的「貼身信物」(片中具象為「自由憲章」文件和黑人小孩送他的吉祥物),也讓他順利度過老婆代表的中產階級正常的恐懼、嘮叨與阻撓,終於煥發出其他白人同儕匱乏的同情與清明。
我其實很喜歡片中老婆葛洛莉(Diane Kruger飾演)這角色,她忠實呈現了(無分性別)只想過好日子、別管政治的老百姓心態。對於當權者的相信、對敵對方的妖魔化、對自身與親人安適生活的優先在乎,演來活靈活現卻又不討人嫌。

現實中的葛洛莉承認當年的她確實算個「種族主義者」,相信「白人一邊,黑人一邊,這是上帝的律法」,但她也讓我們看到現實中人是有轉化的可能的,透過「正確的教育、誠實的傳播、人格者(片中當然指曼德拉)的鼓舞」,庸俗的凡人也是有機會變得慷慨、開明、甚或高貴起來。

台灣當然欠缺非常多片中呈現的感人質素。我們不曾有過這麼長期的「種族隔離」,也沒有南非(或北愛)那般暴烈的武裝動亂,但直到今天,「省籍情結」、「政黨情結」帶來很多民眾的「意識形態對立」,比諸數十年前可能不增反減。「潘朵拉的盒子」一打開,國民黨壓制造成的恐懼方消褪,民進黨造成的壓制與恐懼卻繼之而起,對話與寬恕的力量,始終未全面超越誤解與仇視的勢力。

總統大選打得正烈,也許這部片能立刻引起的注意不多,但我確實覺得:台灣已經太少卓絕的「人格者」,即便有,更少能「倖存」到對整體社會發揮正面影響而歷久不衰。於是,舊「典範」被拉下神壇,新典範遲遲未生。

經濟越不景氣,不少輿論傾向要個「治世之能臣」來帶領台灣,但我個人認為,如果現代民主政府是個團隊,最高領導人的人格、胸襟、識見,實在比單一政務能力更重要。正與希拉蕊纏鬥黨內初選的美國民主黨新貴歐巴馬(Obama)有何政績、有何能力?但眾多美國選民似乎正擁抱他的某種形象與理念。

能「溝通」者勝,但台灣歷來候選諸公,不少辯才無礙,但真的具備「偉大的溝通者」的能力了嗎?別忘了:當年階下囚曼德拉,能跟桂格里「講」的話,絕對不算多,他是用什麼方式「溝通」進而「召喚」、「感動」了反對者的呢?

我真的希望:這篇小小的文章,也能產生一點點「溝通」與「感動」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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