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市場的人生課題
1993年，還在念大學的導演約翰傑夫考特，花了一學期的時間到尼泊爾旅行，進行文化洗禮。「我會選擇尼泊爾是因為想要經驗和過去生活完全不一樣的東西。我想去沒人會說英語的地方，強迫自己融入異文化，那是與老美文化全然不同的新世界。」導演表示。
在尼泊爾生活的五個月中，導演足跡遍布各處。在首都加德滿都時，和當地居民住在舒適公寓裡；在東部農場小鎮時，住在沒水沒電的泥濘小屋中。這些經驗完全改變他對世界的看法，甚至是整個人生。
導演回想當時情形：「當我初抵達尼泊爾郊區小村的寄宿家庭時，我才知道那裡很多人這輩子都沒看過白人，對他們來說，我像是稀有動物，不只是因為我的白皮膚，還因為我的身高，對他們來說就像個巨人。當我在前往小村的路途中，遇到一些在路邊玩耍的小孩，他們看了我一眼，有些人開始尖叫，有些人嚇得逃跑。之後，我和村中的老人一起坐著乘涼，他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會用牛犁田嗎？』從那時起，我就知道我的人生已經開始改變。」然而等導演回到美國後，他卻發現自己無法用簡單的言語詞句，將尼泊爾經驗分享給其他美國人。
2002年，導演重返南亞，在印度片廠拍攝紀錄片。印度是世界上電影產量最多的國家，有最棒的團隊和技術，他很快瞭解到也許在印度能夠用最低資金，拍出最棒的低成本電影。「我需要一個故事，這些年來，我一直試著想將尼泊爾經驗分享給其他人，都徒勞無功，卻從沒想到要用拍電影這個方法！我想拍一部平易近人的電影，觀眾並不會感到疏離。」
回到西雅圖後，導演又聽了很多關於「外包」的事情。印度逐漸成為美國許多電話網路銷售公司的call center，很多印度人飛往美國接受專業訓練，之後再飛回印度，以比美國人還要少超過一半的薪水，做同樣工作內容。但這種作法也遭到越來越多人的抱怨，很多人不喜歡打電話到戴爾（Dell）或美國銀行這些大公司的客服中心時，卻是印度人接的電話。
這激起導演的創作靈感：「為什麼我們不送一個美國人到印度，去訓練他自己的接班人呢？這樣我就能將自己在尼泊爾和印度的經驗放進電影中，這會是一個非常有話題的電影，關注了全球最火紅的『外包』。」在和【我的失憶女友】的編劇喬治溫共同編寫劇本的過程中，列出一些劇本必須的元素：一、call center不能是高科技的樣子，它必須是儉樸、有點鄉村風味、充滿印度傳統風格。二、陶德的公司賣的不是軟體，而是美國風味紀念物，例如「乳酪頭高帽」，這會讓電影更加生活化。
另外電影中也展現印度發展的部分。電影中的call center位於發展中的鄉村地區，但生活機能是非常完全的。導演說：「當我在印度旅行時，所有的房子看起來都像永遠沒蓋完一樣，但同時它也不間斷地有人居住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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